十几个亿、二十个亿、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亿，最大的高达200亿，近一两年来，各地政府“捆”出来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包越来越大。

“出现了一种倾向，项目包里越来越综合，边界越来越模糊，因为跨界太多。比如原来只做污水处理，现在要做水利工程、绿化工程，还要修道路，做市政的亮化，甚至还要介入到农业、旅游、养老、健康产业、房地产等等。”6月9日，桑德国际有限公司副总裁董智明说。

董智明有些担心，这种多产业的融合或跨界，对整个PPP项目的运作来说，效率是不是提升了?社会成本是不是最低的?“我个人觉得，可能不一定是最优的。目前做经济评价时还欠缺这一块儿。”他说。

在当日由中国环境报社、中国环保产业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以“信息公开推动PPP项目绩效提升”为主题的第二届绿金汇产业沙龙上，环境部环境规划院PPP中心主任逯元堂也表示，目前环保类PPP项目中出现一个误区，就是项目包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误区导致项目边界不清楚，后期效果也很难界定。”

9日，以“信息公开推动PPP项目绩效提升”为主题的第二届绿金汇产业沙龙现场。摄影/章轲

逯元堂举例说，2004年财政部、环保部设立了第一个专项资金“中央环保专项”，这个专项资金刚成立时每年只有2个多亿元的资金规模，但地方申报的积极性非常高。最开始的时候多是单体项目，比如某个造纸厂上个环保设施。之后是综合整治类项目，比如围绕某个河道整治，全都打包在一起来做。

“当时，做项目审查时，我们就发现这类项目很难判定将来的实施情况、效果会怎么样?而且越打包越大，不同的项目开始往一个项目里捆，连学校、医院都含了进来，造成项目的边界范围涵盖的越来越大。另一个是投资额度越来越大。”逯元堂说。

他说，最开始时，几个亿的项目已经感觉挺大的，到2015、2016年，十几个亿、二十个亿的项目，像北京通州的几个片区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几十个亿，“当时这些项目一出来后，我们的感觉是，体量怎么那么大。而现在大的已经到二百个亿了。”逯元堂说，项目包的内容非常多，类型非常杂，不光是环保，还有其他的，“整体上来说，是拿一个生态环保的概念，打包了很多相关的东西。”

而这样的项目包，让专家们感觉到在设定项目的付费机制、考核机制的时很棘手。“很难有一个有效的手段或指标体系去考核这个项目未来绩效产生的情况，而且这么大的体量也不利于项目的实施。”逯元堂说。

这种项目包越来越大的情况也让项目实施单位感到很无奈。董智明举例说，桑德国际在某地做PPP项目，包里的内容会越加越多。很多产业聚集在一起，让一个企业综合完成，或者形成联合体来做。“原来只在水里面活动，现在到岸上，要继续做到空中。”

“产业形态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这两年才发生的事。”董智明说，桑德国际一直致力于环境保护、污水处理技术的打造，肯定有自己的业务主线。如果产业形态再这样变化下去，难道还得买一个文化公司?搞一个旅游公司?

“我的想法是，现在应当越做越小，越做越专业，互联网、物联网时代做精专的事情。但目前在环境治理上，思路和逻辑多少有一些偏差。”董智明说，桑德国际中标的一个项目包，最初是38亿元做6条河，做着做着就突破了50亿元，“单说偿付能力，他(地方政府)是不是真正能够承受?”

对于为何地方政府把PPP项目包越捆越大的问题，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副总裁尉立浩分析说，2014、2015年PPP刚开始火的时候，单体项目体量10个亿已经是大项目了，现在动不动就上百亿，“毕竟目前还是GDP考核，各地政府对GDP有一定要求，也需要靠这些项目拉动投资，有动力去把这个项目做大。”

尉立浩也表示，咨询公司并不建议过多的联合体参与同一个项目，在做项目设计的时候，咨询公司也会尽量把控制联合体控制规模，不能放太多。

PPP项目包中，哪些项目适合装进来?逯元堂认为，要考虑项目的关联性。比如治一条河，适合做PPP项目的捆绑到一起，基于质量导向考核要求的同一类型项目放到一起。再比如做农村污水处理，如果单独做一个乡镇，相对来说体量比较小，社会资本运营维护的成本非常大，但如果把周边的乡镇综合到一起做，这样的项目就形成了一个规模效应，从而能降低投资成本和运营维护成本。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助理副总裁张伦梁表示，PPP项目的边界问题是社会资本所关注的。要及时去修正，有补充合同、协议，“对额外的投入只要有一个合理的收益，社会资本还是愿意投入的。”